《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可见，公司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但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擅自使用公司印章并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让善意相对人误以为担保获得了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此时，《公司法》第16条与保护善意第三人原则发生了冲突，该公司担保是否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七次法官会议意见为：公司担保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负有必要形式审查义务，否则不构成表见代表中的善意相对人，该担保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六部分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规定如下：

18.【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构成越权代表】《公司法》第十六条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这意味着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自然构成无权代表，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来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19.【表见代表情况下不影响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及《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在债权人系善意，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越权与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对公司仍发生法律效力，公司以法定代表人越权为由提出的抗辩不能得到支持。这里所称的善意，是指债权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签订担保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了区别规定，因此对善意的判断亦应有所区别。一种情形是，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与公司有关联关系的主体提供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须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因此，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所记载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情况下，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同意。债权人能够提供上述证明的，应认定构成善意。另一种情形是，公司为不具有关联关系的其他主体提供担保，《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由公司章程规定是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了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由于《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及公司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因此，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二者之一进行了审查，且决议记载内容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可认定债权人善意。但是，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上述两种情况对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变造、决议形式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当然，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上述情形的，债权人显非善意。

20.【公司担保意思的推定】实践中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担保合同有效：（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独立保函业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2）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3）公司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4）为他人（不包括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行为，由持有公司5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单独或共同实施。

21.【越权代表的法律后果】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追认且不构成表见代表，债权人主张由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责任的，应当参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债权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债权人和法定代表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上述情况下，公司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公司承担选任、监督法定代表人的过错责任，其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但是，债权人与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债权人与法定代表人此前签订担保合同时曾经审查过法定代表人有无代表权而本次没有审查的，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参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据此，无论公司担保是否获得了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担保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有形式审查的义务。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公司担保债权人可要求公司或担保人提供该公司同意担保的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且要审查有关决议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6条、104条、第121条等法律规定，否则，公司担保债权人不构成表见代表中的善意相对人，保证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下面将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来对上述内容进行说明。

案件名称：江西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县兆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案件争议焦点：关于张康生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对宏安公司是否发生效力。

最高法院认为，张康生挂靠在宏安公司名下，从事弋阳××××北街居委会城北汽车站的土地开发项目，但就案涉担保事宜，宏安公司不仅没有授权张康生为罗时福的借款向兆丰公司提供担保，且事先并未获悉此节事实，故依法应当认定张康生以宏安公司的名义与兆丰公司签订案涉《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系无权代理。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在宏安公司拒绝追认案涉《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下，只有张康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保证合同的效果才能够归属于宏安公司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此，在判断兆丰公司是否有理由相信张康生有代理权时，法院从张康生是否具有表见代理权存在的外观、兆丰公司对相关的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否合理、宏安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对该权利外观的存在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及其程度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1. 张康生是否具有以宏安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可见，在公司内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并非法定代表人能够单独决定，其决定权限交由公司章程自治；或由公司股东决定，或是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则必须交由公司其他股东决定。

据此，能够证明张康生享有以宏安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代理权外观的证据，只能限于宏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者执行董事的授权，或者是能够证明案涉担保行为确系宏安公司真实意思的其他相关证据。

而在本案中，无论是张康生与宏安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还是张康生因此而持有相关印章、文件的事实，均不足以表彰其代理权限的存在。

2. 兆丰公司对张康生代理权的信赖是否合理

从兆丰公司与张康生之间的交易历史来看，兆丰公司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存在着要求提供公司相关决议文件的做法。

（1）从（2013）洪民二初字第137号和（2013）洪民二初字第138号案件中，可知兆丰公司在开展贷款业务时，已经认识到提供担保的行为须经公司机关决议，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

（2）张康生虽然持有宏安公司的印章，但兆丰公司作为实际知道法律对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存在须经公司机关决议的法定要求的专业贷款经营机构，应当知道公章不能等同于公司决议。

在张康生所提交的材料既不能证明其系宏安公司的股东，又不能证明其系宏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在2012年4月17日签订合同至2012年9月29日实际发放贷款这一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既未向宏安公司核实张康生的代理权限，亦未要求张康生出示委托书、公司决议等能够证明代理权限存在的证据，兆丰公司的行为既与其公司经营业务特性不符，也未尽通常情形下的注意义务。

（3）关于138号案件中张康生利用私刻的宏安公司的公章办理抵押登记的事实能否用以证明本案中兆丰公司的合理信赖问题。

本案借款、担保合同与138号案件中的借款和担保合同系于2012年4月27日同时签订，而弋阳县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是2012年9月28日。兆丰公司关于其基于对公权力部门的信任而相信张康生确实能够代表宏安公司提供担保的诉讼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3. 宏安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对张康生的行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

宏安公司虽与张康生存在挂靠开发的关系，客观上使得张康生存在职务代理的授权外观，但第三人对该外观的合理信赖应当限于与工程开发相关的事务为宜。在与挂靠开发有关的事项范围内，张康生以宏安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法律行为，应当由宏安公司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张康生私刻宏安公司的印章系为用于其与兆丰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事宜，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宏安公司同意张康生另行刻制印章、或者对张康生私刻其印章对外开展民事活动存在放任不管的情形。

故原审判决关于张康生挂靠宏安公司并使用该公司公章的行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应推定宏安公司对于张康生使用该枚公章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是知晓的认定不当。

综上，张康生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保证合同对宏安公司不发生效力。